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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创新药研发领域，怎样才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我国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转变?以下四位药学界两院院士发表了观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高度重视原始创新，加大基础研究和原创药物研发的投入力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广基：细胞治疗药物研发不仅需要突破传统药物研发中的许多技术瓶颈，还要在安全性、有效性、质量控制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锐：医科院药物所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走独具特色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打造出品种快速孵育转化的“内循环协和模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建东：要真正推进新药研发和产业化，必须克服产学研一体化中的诸多难题。
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近年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家在药物研发领域的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和技术突破，使我国成为全球药品市场的重要一员。近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药物研究所、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药品医疗器械监管科学研究院承办的第三届中国药学事业发展大会在北京市召开。与会专家表示，近年来，我国创新药研发热情空前高涨，获批上市的药品数量持续增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依然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一些技术瓶颈有待突破等问题。
新药研发进全球第二梯队前列
随着国家在医药创新领域战略布局的深化，特别是“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我国生物医药行业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机遇。国家药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11月22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一类创新药38个，其中中药3个、化药20个、生物制品15个，另有已完成技术审评待审批的创新药1个。另外，我国近5年批准的化药及治疗用生物制品，在重大公共卫生疾病、恶性肿瘤等严重危及生命和影响生活质量的多个疾病适应证领域实现了治疗药物的首次批准和更迭，持续推进了罕见病用药、儿童用药领域的新药和好药上市，不断满足了患者临床用药需求。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表示，我国在新药研发管线和上市数量指标上已步入全球第二梯队的前列，特别是在临床研究和药物创新的速度上展现出强大的增长潜力。
然而，尽管数量上取得了快速增长，但我国创新药研发在原始创新能力方面仍显不足。陈凯先分析认为，原始创新，即从“零”到“一”的突破，代表了技术进步的核心。整体上，我国的药物研发仍集中在模仿创新上，原创性突破较为稀缺。这种创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药物研发的科学意义和市场价值。以肿瘤、免疫性疾病为例，国内药物研发的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创新点集中在少数热门靶点上，真正的“first-in-class”(首创)新药还相当缺乏。
此外，陈凯先还表示，跟踪式创新模式还制约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抢占全球市场的先机。尽管某些类别的获批新药数量超过了国外，但在全球药品市场所占的份额上，我国仍处于较低水平。例如，国外最早研发上市的两种肿瘤免疫治疗抗体药物就占据了该类药物全球销售额的73%，而我国批准的该类药物品种为10多种，市场份额仅占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药科大学教授王广基进一步指出，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作为生物医药领域的重要研发方向，正逐渐成为新药研发热点。然而，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原始创新和技术积累还不够深厚。王广基认为，细胞治疗药物研发不仅需要突破传统药物研发中的许多技术瓶颈，还要在安全性、有效性、质量控制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王广基表示，细胞治疗药物在体内的增殖过程非常复杂，需要通过更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精确追踪和监控。目前，尽管我国在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的研究上取得了初步进展，但真正能够与国际顶尖水平竞争的核心技术依然缺乏。
陈凯先指出，原始创新对基础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要求更高，探索性更强，因而研发周期更长，失败的风险更高。这就要求我国要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时加强资本市场和审评审批政策等各环节对原始创新的支持，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有利于涌现更多从“零”到“一”技术突破的生态环境。
创新链布局应进一步完善
新发展阶段，在我国药物研发体系中，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定位须进一步明确，创新链的布局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陈凯先介绍，过去，国内药企的研发能力相对薄弱，技术和人才不足，大多数只能研发仿制药物。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支持和改革的深化推进，不少企业的创新药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一些老牌企业向创新研发方向转型，新兴生物技术公司快速崛起，使我国药物研发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与过去新药研发主要依赖科研院所和大学不同，现在我国药物研发的主体已经转向企业。”陈凯先介绍，目前，我国每年研发获批的新药大多来源于企业。这种变化反映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在新药研发和产业化过程中，企业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
陈凯先表示，然而，在一些核心技术和前沿领域，尤其是关系到原始创新的新靶点和新机制发现等方面，多数药企仍然力不从心。因此，科研院所、大学和药企的角色应该要有相应的侧重和调整。科研院所和大学应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原始创新、新靶点发现及新机制探索上，并通过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为企业的药物研发不断开辟新的前沿方向，提供关键核心技术支撑，建立新的赛道，引导企业避免过度的同质化竞争，从而引领整个行业技术的进步。
陈凯先说：“科研院所和大学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国际化视野，加强与国际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吸引全球人才，尤其是在基础性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争取有更多的科研突破。”
产学研一体化的有效实践
2024年7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提出要调动各方面科技创新资源，强化新药创制基础研究，夯实我国创新药发展根基。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院院长蒋建东认为，科研院所和企业作为创新药研发的重要科技创新资源，二者之间密切合作，即构建紧密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至关重要。
然而，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的构建并不容易，许多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并不顺利，导致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新药。蒋建东认为，要真正推进新药研发和产业化，必须克服产学研一体化中的诸多难题。
在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方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医科院药物所)通过与所办企业的深度合作，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药物研发转化模式，为产学研一体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蒋建东介绍，医科院药物所不仅是一家国家级药学科研机构，还办了多家企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所办企业模式。在该模式下，医科院药物所不依赖企业营利，允许其自主发展，并以技术输出和原创新药转化的方式支持其发展，提高所办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其管理机制：虽然医科院药物所与所办企业均是独立的法人单位，但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多来自医科院药物所，确保了科研成果能够迅速转化为产品。
对此，蒋建东解释，正是由于所办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来自医科院药物所，原创新药的转化机制才更为顺畅，少去了很多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蒋建东说：“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常常充满不确定性和漫长的谈判周期。这些谈判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有时企业的管理层更换也会影响谈判的进展。医科院药物所与所办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可以确保合作关系较为稳定，让药物所开发的原创新药能在所办企业迅速投入生产。这种效率和速度远超一般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
蒋建东表示，这种模式也有效避免了科研成果的外泄。例如，医科院药物所在确保所办企业生产环节的保密性和严密性符合要求后，才会将其开发的保密药品交由所办企业规模化生产。医科院药物所与所办企业之间通过严格的保密协议和技术控制，确保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的安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执行所长王锐表示，医科院药物所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走独具特色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打造以医科院药物所创新药物研发为核心的品种快速孵育转化的“内循环协和模式”。该模式以医科院药物所为策源地，中下游涵盖了多家所办企业。依托该产学研一体化的孵化模式，由医科院药物所研制的双环醇、人工麝香、紫杉醇注射液、灵孢多糖注射液等多个新药得以获批上市、投入生产、进入市场。
“医科院药物所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基于长时间的积累和经验。中国原创新药的研发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而医科院药物所的成功模式正是应对这一形势的有效实践。未来，国家应继续支持这一模式，帮助更多的科研机构实现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同时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的长期合作。”蒋建东说。
未来的突破方向在哪
陈凯先表示，未来，我国要在全球药品市场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
首先，高度重视原始创新，加大基础研究和原创药物研发的投入力度。尤其是在基因治疗、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我国必须聚焦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合作与交流。
其次，优化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科研机构与企业的深度合作，能够确保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并推进创新药物产业化。在这一过程中，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至关重要。因此，我国必须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为科研人员发挥创新提供保障，同时加强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解决技术转化过程中的瓶颈问题，为我国药物研发注入新的动力。
再次，要抓住新的技术革命浪潮带来的发展机遇。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药物研发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些新技术将大幅提高药物研发效率，缩短研发周期，降低成本，并加速创新药物市场化进程。陈凯先指出，未来，新兴颠覆性技术平台的建设将成为推进药物研发的重要举措。
最后，加强“出海”和国际化合作。随着全球药品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国际化合作将成为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必然选择。通过与国际药企、科研机构合作，中国药企不仅能够汲取和借鉴国际经验，也将有力推进国际市场的拓展，加快创新药物“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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