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年，明宪宗朱见深作《一团和气图》，画中巧妙地将儒生、和尚、道士融为一体，表现出我国古代儒释道合流共处的和谐观。伴随着佛教中国化，佛学逐渐演变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中医药起到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中医药是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药引子”

  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内地，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很长时间内仅在宫廷间少量流传，社会影响力非常有限。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战乱，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外部契机，佛教也主动融入中国社会，因此迅速发展起来。在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中医药是其重要抓手，起到了引药归经的“药引子”作用。

  格义将中医药知识引入佛经佛法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高僧多主动学习儒、道知识，如慧琳注释《孝经》，慧严注释《道德经》，慧观著《老子义疏》，《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在白马寺与冯太常讨论《庄子·逍遥游》的时候，卓然标新，立异义于众贤之外，被人称赞。通晓儒、道典籍的高僧用儒、道思想来翻译解释佛经，是为格义。格义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一步，其间也引入了与儒、道密切相关的中医药知识。

  昙靖在《提谓波利经》中用天人合一观点、阴阳五脏学说解释“五戒”：“五者，天下之大数，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岳，在人为五脏，在阴阳为五行，在王为五帝，在世为五德，在色为五色，在法为五戒。”

  在佛教诸多经典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最常被人念诵的佛经，在我国有很大的影响力。《心经》虽然简短，但在翻译过程中却契入很多老庄的恬淡无为养生思想。

  《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提出摒弃色、声、味等外界物欲生活的诱惑，持守内心的安足，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庄子·天地》：“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认为眼耳鼻舌等感官刺激，使人失性，有害于养生。

  《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认为无眼耳鼻舌身意是涅槃成佛的关键。

  通过对比，可见《心经》在句式结构和内容都与老庄高度契合。念诵《心经》，无形间将恬淡无为的养生观灌注心田，排解烦恼，故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僧人学习儒道知识，促进了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在佛经中引入中国元素，便于民众接受理解;附带加入的中医药养生知识，使佛经的内容鲜活生动，获得更多读者的青睐。

  医疗活动广结善缘

  佛教将诊治疾病作为修行内容之一，是为医方明。东晋高僧于法开说：“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僧人的医疗行为使其能接触到社会上各色人物，方便佛教传播。于法开曾用羊肉羹及针术治疗难产，被广为传颂，名士孙绰称赞他说：“才辩纵横，以数术弘教，其在开公乎?”

  《南史·贺琛传》载，侯景叛乱，云骑将军贺琛受了枪伤，被抬到庄严寺治疗。第二年，寺中僧侣将贺琛的枪伤治好，他趁机逃走。说明当时庄严寺有较好的医术和声誉。具有高深医术的僧侣还广泛收徒，培养医学人才。《魏书·文艺传》载，北魏太医令李修的父亲李亮，少学医术，但未能精究。后来李亮投奔刘宋，向沙门僧坦学医，略尽其术，针灸授药，罔不有效，治好了很多徐、兖间的百姓。无独有偶，北魏名医崔彧也是向僧人学习的医术。史载崔彧曾到青州，遇到一个隐居的僧人，向他学习《素问》九卷及《针灸甲乙经》等著作，遂善医术，成为北魏著名针灸学家。

  这期间僧侣的医学著述也很繁盛。如支法存著《申苏方》5卷，于法开著《议论备豫方》1卷，慧义著《寒食解杂论》7卷，僧深著《深师方》30卷，昙鸾著《论气治疗方》1卷、《疗百病杂丸方》3卷，莫满著《单复要验方》2卷，僧匡著《针灸经》1卷，智斌著《解寒食散方》2卷。

  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可以看作是当时僧侣行医的文物遗存。药方洞位于龙门西山奉先寺和古阳洞之间，始凿于北魏晚期，洞中石碑有“若不勤栽药树，无以疗兹聋瞽”字样，说明是为治疗疾病雕刻。药方洞共刻有中药方203首，涵盖病证72种，涉及药物120多种，其中一些药方被《必效方》《千金方》《外台秘要》《本草拾遗》等收载。

  僧侣的医疗活动广结善缘，加强了与社会各界的交往交流交融，既促进了佛教中国化，也扩大了自身影响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到南北朝后期，佛教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

  中医是佛教鼎盛的“桑柴火”

  隋唐以后，佛教医学自成流派，影响深远，还促进了对外交流，尤其是他们的施药行为，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力。佛教广泛用中医解释佛经，用中华人物比附佛经，进一步增进了百姓对佛教的认同，促使佛教进入鼎盛期。

  医疗活动为佛教锦上添花

  隋唐以后，佛教医学日趋成熟，形成较为完整的医疗体系，在中医中具有独特地位，比较著名的有少林禅医和浙江竹林寺女科等。

  少林寺是禅宗祖庭，自古以禅、武、医闻名于世。少林僧人长期参禅打坐，习武导引，并充分利用当地药材治疗疾病，形成了独特的少林禅医文化。少林禅医发轫于魏晋，成长于唐宋，成熟于明清。唐代昙宗、志操等精于伤科，开创少林伤科学派;宋金时期成立少林药局，元好问曾著《少林药局记》，北宋韩琦《次韵答崔公孺比部至陈桥驿来别相会》：“喜接禅医开道眼，愧逢诗将立降旗。”明代少林寺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医疗机构和完备的医事制度，设立医座、药局司，开设培养专科僧医的寺医学堂。

  浙江萧山竹林寺建于南朝宋齐年间，五代寺僧高昙“得异授而兴医业”，开创竹林寺女科。南宋医僧静暹(晓庵)因治愈了宋理宗谢皇后的重病，被封为“医王”，赐寺名“惠济寺”，并赐“晓庵”“药室”匾。清代道光年间，竹林寺女科鼎盛，有“门前车马喧，声声疗苦难”之说。

  佛教认为，广行施药善行，可身心健康，获得福报。武则天时期，寺院建立了“悲田、治病、施药”三个福利机构，用来救济社会，一些医术高超的僧侣为达官贵人治疗疾病，以获得丰厚的报酬，同时免费为贫苦百姓治疗施药，在民间赢得美好的名声。《唐会要》载：“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唐代王建《赠洪誓师》：“老僧真古画，闲坐语中听。识病方书圣，谙山草木灵。人来多施药，愿满不持经。”宋代吕希纯《灵香阁》：“昔闻僧道开，清净本求佛。谈经悟教藏，施药蠲众疾。”

  唐代鉴真精通医术，曾在扬州大明寺、龙兴寺为当地百姓诊治疾病，东渡日本后，曾经参与光明皇太后兴办的悲田院、施药院的施药治病活动，为光明皇太后、圣武太上皇治疗疾病，赢得崇高声誉。南宋高僧兰溪道隆(冉道隆，字兰溪)去日本时携带了一部《太平圣惠方》，使得该书在日本广为流传。明末陈元赟曾在少林寺学习禅医，东渡日本后为当地的医药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戴笠去日本后剃度为僧，著《痘疹百死形状传》。澄一住长崎兴福寺，著《慈济轩方书》6卷。晚清黄遵宪游历日本，记载了中医在当地的巨大影响，《日本杂事诗·其一六四》：“几辈僧医守局方，后宗朱李亦偏长。说经许郑医《灵素》，隔海同辉万丈光。”

  医疗行为是佛教与外界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六朝时期，佛教借医弘法，使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隋唐以后，佛教的医疗行为使其大放异彩，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

  以医喻佛有醍醐灌顶之效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出于对自身健康的关注，每个人都会学习一些医药养生知识。历史上，精通医术的高僧常以医喻佛，借医弘法，吸引佛教信徒的注意力。

  隋代吉藏《法华义疏》以药草治病之理为喻，说明佛法可以解惑，可以济世，有助于修行：“一者禀教得解，解生必能灭惑，喻如药草治病义也;二者药草能愈他疾，喻闻教得解，即成菩萨必有兼济之功;三者药草是草中之贵，显成菩萨，人中之尊贵，异上声闻未得领悟如鄙贱穷子也。”唐代湛然《维摩经略疏》用治疗眼病比喻佛法：“如人眼翳苦痛失明，若诸拙师针灸药涂，虽得痛止，而眼根毁坏，永不见色。无如来种。”

  偈颂诗短小精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受宋诗注重说理影响，僧人常将中药写进偈颂诗，借中药药性阐发佛法，内容发人深省。如宋代释道颜《颂古·其一〇〇》：“绵州附子汉州姜，最好沉黎出麝香。鲁子师僧才一嗅，鼻头裂破眼睛黄。”释道枢《颂古三十九首·其三》“口念木瓜医脚气，纸画钟馗驱鬼崇。一生若解和罗槌，日日吃酒日日醉。”释智愚《白云端和尚赞》：“接纳少机关，勘验无眼目。时时膈气筑，只要煨芦菔。”这些偈颂诗从中药的性味、产地、药效入手，宣传佛教思想观念，扩大其影响力。

  佛教还常将我国本地人与物比附佛经中的人与物，增加读者的亲近感，使人觉得佛法就近在眼前。例如苹果古代称为“柰”，由于其具有良好的保健功效，被道家称为仙果，南朝吴筠《游仙二十四首·其二十》：“千年紫柰熟，四劫灵瓜丰。斯乐异荒宴，陶陶殊未终。”《华严经》记述佛祖“唇口丹洁,如频婆果”，频婆果产于印度，我国很少见到，唐朝释玄应、慧琳在《一切经音义》比附说：“丹者，赤也;洁者，净也。频婆果者,其果似此方林檎，极鲜明赤者。”后来人们将柰称为频婆，后简写成苹果，明代曾棨《频婆果》：“果异曾因释老知，喜看嘉实出京师。”西河柳是常用的解表类中药，古代称为“柽”，《诗经·大雅·皇矣》：“启之辟之，其柽其椐。”后被比附为观音柳。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后将南京椴比附为菩提树。在一些寺庙中，还将孙思邈作为药王菩萨进行供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药随儒道思想引入佛经，促进了国人对佛教的认同。隋唐以后，佛教借助大量中医药知识弘扬佛学，使其家喻户晓，逐步与儒道两家并驾齐驱，成为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之一。

  中医可看作是促进佛教昌盛的“桑柴火”，它使佛学在中国流传时关节通利，影响遍及城市乡村;使佛学药香浓郁，引人入胜，便于理解。

  中医药文化中有一片“慈悲心”

  中医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对待佛教医学，主动吸收其药物、技术，创新发展。佛学与中医彼此交融、相互促进，中医药文化中，也能看到许多佛教元素。

  佛教扩大了中药目录

  随着佛教的传入，许多原产于外国的动植物药材进入我国，被中医吸收使用，提高了临床疗效，如荜茇、胡椒、阿魏、苏合香、丁香、龙脑、木香、白豆蔻、乳香、没药、郁金、诃黎勒等。有的中药名称还带有浓郁的佛教色彩，如佛手是常用的理气类中药，原产印度，可能随僧侣传入我国，乾隆皇帝《咏佛手》：“全体是华严，三身五蕴兼。底缘名佛手，一物不曾拈。”密陀僧是常用的拔毒化腐生肌类中药，原产波斯，唐代随僧侣传入我国，明代李梴《医学入门·密陀僧》：“胡，僧家语也。色如密，形圆陀陀。”诃子是常用的止泻类中药，原名诃黎勒，李时珍说：“诃黎勒，梵言天主持来也。”相传药师佛左手持诃子，可治·疗一切疾病，清代赵瑾叔《本草诗·诃黎勒》：“广州诃子遍山岩，天主持来品不凡。黑发乌须如泼墨，涩肠止痢似封函。鱼冲番舶涎俱化，茗煮僧房水不咸。”檀香象征着佛教的庄严和宁静，也是常用的理气类中药，大约在东汉时随佛教传入中国，赵瑾叔《本草诗·檀香》：“释氏旃檀佛可供，紫和黄白各般容。”

  佛教还促进了本地药物的开发。东汉安世高《佛说奈女耆婆经》载：“天下所有，无非是药。”孙思邈《千金翼方》说：“有天竺大医者耆婆曰：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非药者，斯大医也。”在这种思想的启发下，历代名医勤于实践，总结常见动植物的药性归经，本草著作中的药物也越来越多。许多可以入药的植物名称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如观音竹、观音苋、观音莲、文殊兰、普贤菜等。

  佛教促进了中医技术的发展

  随着佛教的传入，一些外国的医疗技术也随着传入我国，与中医相互融合发展，最终成为中医的一部分。《隋书》载，六朝时由印度、西域传入的医书有12种，如《摩诃出胡国方》10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婆罗门药方》5卷等。这些医书大部分散佚，但其中的一些方剂、技术被后世医书转载而流传下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治疗白内障的金针拨障术。

  南北朝时已有僧人用金针拔障术治疗眼疾，《外台秘要》对其金针拔障术进行改良，结合方剂“大黄丸”进行运用，以增强治疗效果，“针讫，宜服大黄丸，不宜大泄”。在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发明之前，金针拨障术是治疗白内障最有效的方法，为无数患者带来了光明，如白居易《眼病二首》：“案上谩铺龙树论，盒中虚捻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刘禹锡《赠眼医婆门僧人》：“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李商隐《和孙朴韦蟾孔雀咏》：“约眉怜翠羽，刮目想金篦。”国医大师唐由之在金针拨障术基础上发明了白内障针拨套出术，1975年成功为毛泽东主席治疗白内障，让他的左眼重见光明。

  佛教对医籍和医德的影响

  在一些中医著作中，也能看到佛教的影响。唐武宗会昌年间，蔺道人(僧人)将中原地区先进的骨伤科技术带到江西，并撰成我国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著——《理伤续断方》。该书总结了我国唐代以前骨伤科学的理论经验，奠定了骨伤科辨证论治的基础，是中医骨伤学科形成的标志。明代喻昌著《医门法律》，借用佛学中的戒律设置，在书中既列有治病之“法”，又有行医之“律”，故名为“法律”。卢之颐的父亲卢复信奉佛教，精于医道，晚年著《本草纲目博议》，书未成而病笃，嘱咐卢之颐续成此书。卢之颐在《本草纲目博议》的基础上著《本草乘雅》，书成之后遭明末兵乱而书稿尽失，后来凭回忆重写，约只得原书之半，乃名《本草乘雅半偈》。

  佛教的慈悲、平等、积德行善等观念对中医医德有深刻影响，中医的义诊施药行为，也多受佛教影响。唐代禅师希迁有一首医德良方，常被医生作为座右铭，方为：慈悲心一片，好肚肠一条，温柔半两，道理三分，信行要紧，中直一块，孝顺十分，老实一个，阴骘全用，方便不拘多少。此药用宽心锅内炒，不要焦，不要燥，去火性三分，于平等盆内研碎，三思为末，六波罗蜜为丸，如菩提子大。每日进三服，不拘时候，用和气汤送下。果能依次服之，无病不愈。

  中医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社会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桥梁，促进了佛教中国化;佛教也是中医对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促进了中医发展。

  佛学从一种外来文化，经千余年的中国化，遂于儒、道并称，中医起到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其间体现出佛家圆融变通的智慧。中医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收融合佛家带来的医药文化知识，创新发展，体现出中医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二者互相包容，互相成就，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